学人简介

　　作者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学生

关键词：苏联解体、黄金诅咒、路径依赖、制度、改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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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91年12月25日，随着4天前，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宣布独立，苏联的解体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当晚，克林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镰刀斧头红旗落地，宣告了苏联，这个曾经震撼了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超级大国的死亡。强大苏联的解体，令无数怀着大国迷梦的人感到惋惜，而苏共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失去了执政地位，也使得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感到恐惧。有意无意地，导致苏联解体的罪责都被推到了戈尔巴乔夫和他那失败的改革上，的确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不过引用这段论述的人，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托克维尔在前文强调了，最根源因素在于暴政。一个客观的政治学者应该明白，决定苏联政权命运的，并非是道义因素（至少不会是直接的因素）显然其可以依赖暴政和军事管制长期存在，而法治宪政的国度亦并非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长治久安，决定国家命运的基础因素是经济，而最基础因素是财政。

1黄金诅咒的起源

1973年10月6号14时整，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了诸兵种协同的空地一体化进攻，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以军猝不及防，两天内埃及和叙利亚就突破了巴列夫防线和戈兰高地上的以军防线,开始向纵深推进。但此后战局发生了逆转，在美国规模空前的军事援助下（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北约和美军驻欧部队的现役装备，甚至是北约储存的90%的“陶”式反坦克导弹、600余辆坦克、29架A-4攻击机、大批制导炸弹和电子战装备，创造了美军历史上1000吨军需品和800吨弹药的日最高空运记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2.23万吨的物资运送到了以色列），同时美军还提供了卫星侦察资料，使沙龙指挥的以军得以从两个埃及军团之间的缝隙穿插，横扫了埃及后方的防空系统和后勤补给线。

以此为转折战争局势开始有了崩溃的趋势，尽管在停火前的几分钟发射了3枚飞毛腿导弹警告以色列不要低估埃及的实力，但“赎罪日战争”的确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后一次对以色列的主动进攻发起的战争。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也是中东产油国和长期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七姐妹”谈判的时刻。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会谈也在10月14号宣告破裂，16号海湾5国和伊朗宣布将油价从每桶3美元提高到11美元。由此开始，欧佩克（本质是一种价格卡特尔）正式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接过了国际油价的主导权。10月17号，中东产油国部长会议讨论决定把石油产量和供应量缩减5%，每个月递减5%，以打击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然而随着美国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的军事援助，被激怒的阿拉伯世界，发动了对西方世界的石油禁运，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量骤降500万桶，油价开始飞涨。面对美国口惠实不至的表态，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选择了妥协，结果除了美国和荷兰态度强硬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阿拉伯世界表示了同情。而随着12月下旬欧佩克把油价提高到11.65美元一桶，如此第一次石油危机来临了。

2布尔什维克的春天

1970年的国际油价基本保持3.8美元一桶，而1975年则上涨到了9.03美元一桶，1980年在伊朗发生不利于美国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更是达到了37.38美元一桶，如此一来苏联的国运被改变了。

苏联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凭借雄厚的油气资源，苏联和中东以及中国（当时中国也是欧佩克成员国）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但赎罪日战争之前，世界石油市场是被“七姐妹”控制，但“七姐妹”并不控制苏联的石油生产，苏联对国际油价的话语权相对有限，同时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和欧洲也有意减少对苏联油气资源的依赖。而苏联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西伯利亚的油田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和中东国家展开竞争。然而在1973年后，苏联石油生产的春天来了。

在石油供应领域被美国坑了一回的欧洲和日本，开始增加对苏联油气资源的购买，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一路上涨的国际油价也抹平了苏联的成本劣势，苏联油气资源开始显示竞争力。欧洲国家也希望借助油气资源进口，扩大对苏贸易，一来缓和欧洲局势，二来减少对美国的依附，增加政治独立性。

于是乎，苏联的外贸结构发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电力和油气在苏联的出口中仅占15.6%的比例，位居第三位，工业设备和汽车以21.6%位居首位。而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骤增到46.9%，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个数字是52.8%。这意味着苏联一半的外贸是通过油气资源和电力出口实现的。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苏联竟然出现了出口初级资源原料，进口粮食、消费品的“非洲化”特征。

尽管油气资源出口占苏联GDP的比例一直不大，1985年也只有3.63%，但这个比例在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价格波动就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因为苏联油气出口额的猛增其实是在美元贬值和国际油价的上涨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而不是实际出口量的猛增。但石油卢布却逐渐却在苏联畸形的外贸结构作用下对扭曲的经济结构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改变。

石油卢布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入，然而这使得苏联的领导层更倾向用进口短缺物资来解决国内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而不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和挖掘自身潜力，本来应该以改革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被长期地掩盖了。粮食短缺，消费品短缺，工业结构畸形的解决途径和石油卢布结合，苏联的领导人忽视了苏联的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是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不是单纯扩大资源开发规模，然而这一粗放的发展模式必然是没有长久前景的。与此同时，苏联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的步伐不断加大，规模庞大的对外援助近乎疯狂地扩充军备，而通过进口弥补粮食和消费品的缺口，进一步地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扭曲。

如今又很多人怀念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稳定的物价和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却不知这种脱离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涨工资的“黄色工会”维持下去的条件是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脱离了基于投资的社会生产率提高，这就如同冰雕一般不可持续。毫无疑问是石油卢布让苏联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当下许多受西方战略诱导着影响的人士坚信地不同，“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并非难以跨越，不然无法解释发达国家没有经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全球那几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是由于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改革导致了社会的动乱，深层次原因是轻视对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坐吃山空的福利制度。苏联崩溃的根源就在此。

其实苏联通过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获取经济红利，并且通过经互会内部贸易保持对东欧的控制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在于当苏联的财政基础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依赖这些石油卢布时却让苏联的经济越来越暴露在外部的因素威胁下。如同西班牙在获取美洲的殖民地的大量黄金后却走向衰落一样，对苏联的对手而言，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个时间问题。

3乱拳必杀

由于军事力量的衰落、高通胀、高财政赤字、高贸易逆差的同时存在，相互作用下美元呈现持续贬值的趋势，而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让海湾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阿以冲突不断，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的限产措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都让国际原油市场保持了旺盛的需求，因而国际油价的以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位运行，而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吉星高照。

尽管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一直都在延续，但效果似乎一直不明显。首先苏联本身工业化的完成就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海外市场的商品和资本输出，而是通过洲际级别的自然资源和亿级人口配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的分配仅仅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其对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参与程度都很低，且不用说苏联还通过经互会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保持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是拜美国顽固的反苏态度所赐，80年代美苏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往往都只有20亿美元左右，其中75%还是粮食。

事实又证明即便美国对苏联采取高科技封锁，苏联依然可以迂回地从西欧和日本获得先进技术，“东芝机床”事件这类瞒天过海的事件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此是防不胜防，何况苏联本身也具有极其强悍的科研实力。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只会加强其独立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决心。

如果油气资源对苏联至关重要，哪是不是可以通过破坏苏联的石油生产和减少西方对苏联石油的购买来打压苏联？美国的确采取过一些手段来破坏苏联的石油贸易，但效果远不如另一种手段——诱导国际油价暴跌。

成功连任的里根政府通过向海湾国家施加压力以对自1984年两伊袭船战开始大肆储备石油的国际市场注入过量石油供应，逆向冲击市场 从而打压国际油价，抑制通货膨胀，促使资本回流金融市场和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

而1985年10月的欧佩克会议未能就出口配额打成协议。沙特和科威特继续违反欧佩克协议增产石油。1986年国际原油产量超过了1981年的水平，而此后在沙特为首的国家不断增产下，到了1989年国际原油产量已经到了5986万桶/日的水平相比1985年增加了588万桶，国际油价因而从1985年开始就进入了下行通道。

与此同时尽管两伊的袭船战重创了海湾地区的石油运输业，国际油价又有上升的趋势，但美国立即组建了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包括50余艘大型舰艇和150余架作战飞机组成的特混舰队，于1987年8月开始在波斯湾展开护航行动。而借助1988年4月14日“罗伯茨”号护卫舰触雷事件，美国得以借机对伊朗海军展开大规模报复性行动，重创伊朗海军和石油生产。此战之后袭船战就基本停止了。而全世界也看到了美国为了维护海湾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不惜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此市场信心恢复，国际油价再度下跌。而随着1988年8月20日两伊战争结束，此后几年一直到苏联解体国际油价一直都保持了在一个相对低的价位运行，而对苏联来说这只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4漏屋连夜雨

1986年4月26日1点，普里皮亚季的居民还在熟睡之中，而3公里外的那间厂房里却是乱作一团，过热的反应堆堆芯已经融化，而不断上升的压力随时有爆炸的可能性，26分钟后巨大的爆炸，造成了8吨的放射性物质外泄，污染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区相当一大片的区域，这无疑使苏联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粮食问题雪上加霜。此时，美国又适时地操纵提高粮价，加剧了苏联的硬通货困难。

苏联一方面被迫抛售黄金来弥补石油价格下降带来的外汇收入的缺口，另一方面加大了短期内对国内粮食的收购，同时加大原油产量，只是已经过了丰产期的东西伯利亚油田难以满足需求，而新油田的开发工作又迟迟得不到落实。同时苏联增产石油又进一步强化了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下行的预期。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如此表述：“1986年的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而我国出口的传统一直是能源出口占据很大比重。怎么办？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改变出口结构。可惜，能迅速做到这点的只有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出口规模在1986年并无变化，并且基本只销售到经互会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械制造业出口量的6%！这也就是我们基本只能出口原料的原因。”

如梦方醒的苏联领导人准备采取措施，却发现美国和沙特主导的国际油气市场远非苏联可以左右的。这让习惯大量“石油卢布”以至于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苏联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而阵脚大乱的苏联领导人以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越来越倾向接受西方战略诱导者的改革建议。

5釜底抽薪

这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人物就可以适时地粉墨登场了。1985年5月初，上任仅仅2个月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只是这一项貌似有着良好初衷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唯意志论”运动，如同美国20年代滋生了大量黑手党的禁酒运动一样，立即对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奈苏联已经对行政命令下的强制经济措施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如此反酗酒运动不出意料的走向了极端——国家不但大幅度压缩伏特加等烈性酒的生产，连葡萄酒和啤酒也一并压缩，甚至取消了玻璃酒具的生产。可是苏联原本有30%的财政收入来自国家对酒类的垄断经营，如此一来通过酒类的财政收入就从1984年的540亿卢布锐减到1985年的110亿卢布。

这次轰轰烈烈的反酗酒运动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在全国的酒业和葡萄种植业被严重摧毁之外 地下酿酒业开始席卷苏联全国，在有的地区几乎3成的居民在从事地下酿酒作坊。而酿酒的另一种原料白糖需求必然巨大，这使得苏联的白糖储备被迅速耗尽，在商店里排起了购买白糖的长队的同时，黑市上的白糖价格上涨了20倍！正在遭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带来的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以及油价下跌造成的双重压力的苏联财政都不得不再支付180亿美元去进口白糖，以往长期盈余的外贸开始出现逆差，更不用说层出不穷的假酒事件对道德和法制的堕落作用。

以至于后来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面影响。到了1988年反酗酒运动被迫取消，但身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对国民经济进行釜底抽薪般的推倒重建，才刚刚拉开帷幕。

1988年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从武装的经济向裁军的经济转变为标志，苏联启动了破坏性的“军转民”计划 。急于希望通过改组国防体系以实现苏联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1988年的国防预算减少14.2%，20%的军工企业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军事生产减少19.5%，其他坦克减少52%、战斗机减少12%......

按照天真的苏联经济学家们预计，随着国防开支的下降和军工生产的减少，将会有超过180万吨钢铁，50万吨铝材和180万吨其他原料被投向民用领域，相当于1.4%的国民收入将被投入社会建设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

似乎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借鉴，只是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杜撰着各种指标的同时，却是凭借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刺激，以“突然宣告死亡”的方式对待国防工业。对于转产的企业既不提供过渡资金，也没用考虑下达投产的转产产品有没有市场需求和生产基础。因而这个愚蠢的计划非但没有收获预期的红利，反而在短时间内对苏联长期积累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问题的症结在于苏联的国防工业并非是完全隔绝于国民经济的自在之物，以1990年为例,92%的轻工业设备，83%的医疗技术产品，76%的农业技术设备都是由军工复合体生产，其民用产品产量占到了整个国家民用产品产量的56.4%。全部的电视机，缝纫机，照相机，电冰箱以及民航飞机都是由军工企业生产。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对军工企业输血 又取消军事订单的做法，非但不可能加速军事工业的转型，反而会导致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崩溃。苏联国内经济崩溃、对外贸易体系崩溃、劳动保障体系崩溃、福利体系崩溃、外汇金融市场崩溃。如果这些术语太过于晦涩，那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破坏一个社会的稳定。

1989年苏联发生了全国范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到了1991年3月以煤矿工人为主，新一轮的罢工潮席卷了苏联全境的各个行业。强迫居民将大部分的钱财转变为3年期存款的货币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激发了不满，而极度短缺的食品供应耗尽了母亲们对国家的最后一点希望。

同年1月，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尔希波夫已经被迫两次要求将西方用于人道主义救援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军用口粮和白铁盒长期保质的面包分给苏军救急。而苏联总理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在3月31号的日记颇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安全会议讨论的是粮食问题，而且具体到了面包问题，达到平均标识尚缺600万吨。莫斯科全城到处在排队。如果搞不到粮食，到6月就会闹饥荒。加盟共和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国内想要有面包，看起来就是神话。”

1991年7月11日，在G7会议前夕，一直呼吁西方援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总统，从老布什那里得到的回复却是：“苏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削减军费开支和减少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并且明确反对将苏联所欠西方的债务延期或者重组，美国给出措施除了帮助苏联搞地区性食品分配机构私有化试验计划、排代表团调查苏联能源工业与军事工业转型的可能性之外，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

实际上提出“休克疗法”杰弗里·萨克森本人都表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救治苏联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美国更大的意图在于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和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政府，同时彻底削弱苏联的国力。

在西方拒绝援助的背景下，苏联在华获得了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的10亿瑞士法郎商品贷款，并签订了20.8亿美元的贸易协定，这已经让曾经的红色帝国如同看到了沙漠中的救命暗泉般宝贵。

6龙战于野与帝国坟场

1986年10月的一天，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机场升空的苏军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机群满载弹药，准备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根据地展开的扫荡。此前，用这种为在西欧平原猎杀西方机械化部队设计的现代化武装直升机在对只装备了轻武器和RPG的阿富汗游击队员时被认为和玩电子游戏一样轻松而没有太大危险，然而机群升空不就，3道火光从航线一侧的山坡拔地而起，瞬间3架米-24就被打的在空中爆炸。

苏联红军已经不再是阿富汗天空的主人了。

肇事者是美国提供的第二代便携式防空导弹——“毒刺”。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争论，1986年3月，美国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了第一批150枚“毒刺”，并且在美国教官指导下，阿富汗游击队员们很快就掌握了技巧。此后几个月苏军在阿富汗的飞机损失与日俱增。当喀布尔附近机场的一架安-22战略运输机被击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对“毒刺”的恐慌达到高潮，到了1987年年底，一年时间，苏军就损失了近400架作战飞机，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美元。

故事的起源还是要回到1979年12月27日，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一举攻占阿富汗总统府，打死总统阿明，苏军机械化部队同时从边境大规模入侵阿富汗，成立了卡尔迈勒傀儡政权。苏联红军一下子成了侵略者的代名词。只是此时美国卡特政府正在为伊朗人质事件焦头烂额，无瑕顾及阿富汗。但鹰派政治家普遍认为，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仅仅抵制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是远远不够的。

在里根上台后，任命对苏态度强硬的威廉·凯西为CIA局长。凯西声言，想让苏联人重返谈判桌，就需要找一个可以将死对方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被选在了阿富汗。于是美国决定秘密支援阿富汗游击队，这让阿富汗成为了两大集团碰撞的代理人战场。在苏军入侵阿富汗18个月之后，CIA建立了一个由美国和沙特提供资金，埃及负责训练，巴基斯坦负责运输的庞大运输网。

到1985年，每年用于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秘密预算已经到了2.5亿美元。而1985年3月里根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指令166号文件，明确要求为阿富汗圣战者提供军事援助，而目标则是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短短几年内近30亿美元的军火-C4、卫星通信装置、地雷、反坦克导弹、“毒刺”防空导弹、迫击炮、苏军的军事部署情报......

而苏联也发现他们不仅面对民族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更是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并且美国和周边国家将这个山地小国变成了反苏斗争的最前线。如此一来苏联的战略失败就成为必然。这个自18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是“帝国坟场”的小国由此成为苏联国力由盛转衰的拐点，时至今日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安全难题。

到1989年2月15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支作战部队，尽管阿富汗战争让苏联90余万参战部队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以及每年几乎50亿卢布的直接战争开支，但和传统观念不同，并非是这直接拖垮了苏联，和越战相比，无论是从财政、装备还是人员伤亡上看，苏联于1989年的撤军时遭受的军事失败，并不比1975年美国仓皇从越南撤退时更加严重。与今日被吹嘘为帝国荣耀的布尔战争对英国造成的损失相比也相去甚远。苏联1984-1985年提供给阿富汗的武器装备总额也只有65亿美元，而同时期对没有发生战争的波兰的武器援助就高达63亿美元。但是在全世界面前，苏联不仅是输掉了一场战争，而且输掉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权威和整整一代人的信仰。阿富汗战争不仅是伤害了苏联的道义力量、社会心理、军队士气和国际形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对苏联领导层的决策心理的影响，而这也正是里根政府所期望的成功。

和西方学者反复渲染的是苏联对温暖海洋的渴望，使苏军进入了距印度洋仅数百公里的地区寻求军事存在。然而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年苏联最初的构想是想从阿富汗挥师南下夺取巴基斯坦，然后饮马阿拉伯海，为戈尔什科夫元帅的红海军夺取印度洋的出海口，这显然只是美国为激起更多恐惧制造前沿盟友所放的烟雾弹。

实质上阿富汗战争虽然是苏联的一场战略失败和粗暴践踏国际法的暴行，但这场战争的最初只是一场为达到改善苏联战略态势的有限目标战争。是建立在苏联在进入国力稳定状态后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受到了西方战略诱导者隔三差五抛出的所谓“危机之弧”这种似是而非，战略诱导性极强的理论的累积性误判之上的，是美苏冷战大环境下特别是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整个中亚地区都受到了伊斯兰化的影响的产物（苏联也许可以允许一个亲美的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伊朗，但不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的伊朗的产物）

7细览烟云

要解读苏联与西方社会的矛盾和美苏争霸的起源，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苏联和西方社会的矛盾节点所在。

对于依赖强权维持和依赖暴力保护下的金融资本，维持世界性扩张趋势的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造暴力的途径，豢养黄色公会的的生产方式，也是西方先发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粘合剂。站在卡特尔、康采恩、托拉斯前的政治家在30年代之前根本不相信，一个大国可以主要依靠集权下的计划控制实现内部积累，而不是依靠要求分配已经被瓜分完的国际市场，就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自身经济和社会至少是较长时间的发展。

所以当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追杀就是必然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对俄国这样一个拥有洲际国土和资源规模和亿级人口的国家再加上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那么其发展将要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了。至于所谓单方面退出战争，非法夺取私人财产，践踏人权都只不过是要扼杀一个潜在竞争者必须的幌子！

西方国家相信，结束了无能沙皇统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自身不“内爆”，就必然会输出革命，如同蒸汽压路机一般把华沙到巴黎压个粉碎，事后的苏波战争要不是苏军在华沙战役中败北 恐怕确实是如此，这种昭昭天命般的意志在《彼得大帝遗嘱》中已经明确地成为一项扩张战略。

这就决定了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如果不能用暴力灭亡她，那就把她关在暴力铸成的牢笼中，是她隔离于自由世界，用不了几十年，这个国家就会走到内爆的临界点。历史上无往不利的苏联官僚主义作风会在把管理制度的经济效率降到最低的同时，也会使社会凝聚力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公众耐心消耗殆尽，而随着光荣感和使命感的磨灭，整个社会将会无可救药——无需动手，外部诱导就足以导致其自杀。

传统理解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陷入了里根发起的新军备竞赛陷阱，苏联军事工业过度占用国民经济资源导致国民经济系统不堪重负而崩溃，有着一定的道理，但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看法却显然无法解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到几乎可以和美国等量齐观的程度，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得到了快速提升，苏联的综合国力都上升到了二战以后全所未有的高度。

回顾80年代初的历史，苏联以大约美国一半的统计性经济实力，维持了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投入，将近乎三分之一的加工和采掘业资源投入到国防领域 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和西欧只有12%-14%和6%-7%。直接为国防工业工作的工人高达800万人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只有220万。到了1987年苏联制造业1650万工人中有1100万从事和军事目的有关的岗位。但从产能看苏联每年生产的坦克是美国的3.5倍，火炮是8倍，潜艇是2倍！如果将全部用于军事工业、宇航以及对盟国的援助、军事科研、情报机关、和其他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国家安全地支出算在内，那么苏联当时大约一半的预算被用于军事目的。

苏联得以在70年代取得对美国军事相对优势，既得益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强大的爆发力，更是得益于越战结束后深受石油危机打击陷于滞涨困境的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开支。但随着军备竞赛越来越依赖长时间的综合国力竞赛，苏联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开始逐渐显现，只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苏联社会早已形成了路径依赖，而在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转向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同时如同上文提到的8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发生了对美国极其有利的变化。这使得美国得以以越来越低的成本与苏联进行整体性的全方位对抗。面对美国军费的一路狂飙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战略诱导，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依靠数量优势建立的均势被打破，新的均势需要更大的投资，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早已拿不出这笔钱。

8现代启示录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确实在加大计划外生产，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升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却没有触及苏联的几个制度的基因缺陷，首先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行为，使权力基本成为苏联政治局寡头们的玩物，而最高苏维埃就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苏联党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大量重合，一切的起源在于要为一代又一代苏联共产主义贵族们的子女安排前程，如此一来社会的阶层流动就基本停止。

这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不公，一方面以摧毁了年轻的一整代人的希望，同时也让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所脱离，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特殊团体，如此一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阶层的分化就如同不断拉扯的橡皮筋的两端，一点点的撕裂整个社会。何况勃列日涅夫的改革锐气逐渐被历史上无孔不入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侵蚀殆尽，领导干部终生制也让整个苏共党员团体迅速垂垂老矣，成为保守主义和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一只庞大恐龙。

但是，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延续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的确对国民经济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有两点不可忽视。

一、现代战争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而现代武器复杂的工艺和产业链协作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争实力基本上是由战前储备的武器装备和训练的人员所决定的。那种二战时期的工业生产实力向战争实力的的转变的理论即便没有全部过时，大部分也不成立了。在面对一个强悍对手的一次短促的全纵深的战争中，国防条件已经不同于二战了。参加军备竞赛并非是苏联哪位领导人的错误决定，而是对当时苏联被包围的安全环境下最合乎逻辑的保卫和平的办法。当一个大国面对深受“修昔底德陷阱”折磨的超级大国随时可能到来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储备的军事实力越少就意味着可以以很低的代价消灭你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样的和平从来都不是稳固的，恐怖的和平虽然让人担惊受怕，但确实实实在在的和平。

二、大国之间的较量不是由一两个人的良好意愿就能决定的，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大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而在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一个国际的持续地位，取决于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苏联在冷战中的落败，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有密切的关系。经济的稳健增长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的国际环境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对于国防工业的投入从来不是单纯消耗性的，它可以是大英帝国为了维护全球贸易和朝贡体系的服务的力量，也可以是带动德国19世纪末迅速工业化的力量，也可以是美国为走出滞涨为新一代技术开发注入资金的渠道，也可以是为苏联创造良好国际安全环境服务政治目的的手段。

9天鹅之歌

对于这个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崩塌，许多历史决定论这做出了许多带有事先注定色彩的解释。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一帆风顺，相比20世纪大萧条，苏联解体的危机其实相差甚远。

有意无意地，导致苏联解体的罪责都被推到了戈尔巴乔夫和他那失败的改革上，的确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不过引用这段论述的人，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托克维尔在前文强调了，最根源因素在于暴政。一个客观的政治学者应该明白，决定一个政权命运的，并非是道义因素（至少不会是直接的因素），显然其可以依赖暴政和军事管制长期存在，而法治宪政的国度并非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长治久安 决定至国家命运的最基础因素依然是经济，而决定政权命运的最基础因素是财政。苏联极权政治制度下僵化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其经济的全面危机，苏联的财政也在危机中彻底破产，如此苏联的最终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面对危机，根本办法不是照搬别人教唆的理想主义式的毁灭而是实事求是的坚定改革。一味地回避问题只会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就这一点上看看并非是戈氏的改革断送了苏联，只是到了如此时刻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祖国，幻想不会有出路，唯有自强。

很难说清美国的战略诱导对苏联解体发挥了那些具体的作用，但就CIA局长、冷战大师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的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的演讲提供了一个很有启示意义的视角（以下引用，点击放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西方为苏联设置了无数的陷阱，而苏联自身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问题乃至浩劫，但如同历史上无数次重演的悲剧一样：最坚不可摧的堡垒永远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文章部分删改；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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